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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率的終結:作者不是產出文字的人,而是負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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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封標題寫著「學術誠信疑慮」的信

故事可以從一封電子郵件開始。

澳洲天主教大學(ACU)一名護理系學生,姑且叫她 Madeleine,在最後一學年、一邊跑臨床實習一邊投履歷找工作的時候,收到一封校方來信,標題是「學術誠信疑慮」。信裡指控她用 AI 寫作業,要她解釋「為什麼會被偵測到 AI」。

她沒有用 AI寫作業,但,要洗清這個指控,花了她六個月——這六個月裡,她的成績單上一直掛著「成績暫扣」的註記,而這段時間剛好完全是護理系應屆畢業生的求職旺季。她最後沒拿到那份畢業生職缺,她認為這個被學校冤枉的污點是原因之一。

Madeleine 不是個案。

光是 2024 一年,ACU 內部就記錄了將近 6,000 件學術不端指控,其中約九成與「疑似使用 AI」有關。

這個數字隨後被 ACU 副校長 Tania Broadley 在內部會議中稱為「substantially overstated」——因為其中包含了大量未進入正式調查的初步篩查案件,但校方從未公布調整後的準確數字。

一名輔助醫療科系的學生說,他整篇文章有 84% 被工具標成「機器寫的」——「這是 AI 在偵測 AI,而我幾乎整篇都被點藍了(在 Turnitin 等 AI 檢測工具的介面中,被判定為『疑似 AI 生成』的文字段落會被標記為藍色)。」。

這些調查過程被學生形容為不透明、倉促、且對自己極度不利:被要求交出搜尋紀錄、手寫筆記,然後等上好幾個月。

而最諷刺的轉折是:ACU 自己其實知道這工具不可靠——內部文件顯示他們在停用前已經知情超過一年——最後於 2025 年 3 月關掉了 Turnitin 的 AI 偵測功能。

這不是澳洲一所學校的孤例。

2025 年的中國正經歷同一場災難的規模化版本;

廣東某高校文學院大四學生張理,約一萬七千字的畢業論文一字一句手寫,校內平台測出 AI 率 27% 過關,結果第三方盲審直接跳出 95%,她被要求申訴,來回折騰後修正為 32% 才「驚險過關」。據她自述,在那一個月裡,她每天失眠,頭髮掉了三分之一。

2025 年 5 月,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董晨宇把團隊耗時三年田野調查寫成的論文(研究秀場直播產業)丟進某檢測平台,得到 82.54% 的「高度疑似 AI 生成」標記。他在社交媒體公開自證,但事件至今未有一個平台方正式回應。這個「懸而未決」本身,就是對學術尊嚴的雙重傷害——你不只要承受誤判,還要自己證明自己。

另有媒體報導,多名學生親手寫完論文後被標記為高 AI 率,其中有人自述「盯著那個百分比,覺得自己被一台機器脫光了衣服」。

2025 年 1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法》正式施行。「學位法」第三十七條將「代寫」明文列為學術不端,至於「利用人工智能代寫」是否屬於「代寫」的範疇,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法律解讀中明確表示涵蓋人工智能代寫的情形,但在法條正文裡,這一點是透過官方解讀、而非法律文字本身明確的。

此後,絕大多數高校將 AIGC 檢測結果與答辯、學位掛鉤,多數高校設定的門檻是本科≤20%、碩士≤15%、博士≤10%。到 2026 年,中國已有大量高校將 AIGC 檢測納入畢業論文審查。

把這兩條線並排放,你會發現同一個病:一場用機器冒充審判的運動,正在全球同步展開。而這套機器的核心,只是一個看起來很權威、實際上根本立不住的數字:AI 率。

二、這個數字為什麼從根上就是壞的

要理解 AI 率的問題,得先理解它跟「查重率」不是一回事。

查重是拿你的文章去跟現存的出版物比對,雖然不一定準,但至少有個客觀的對照物;

AI 率沒有這樣的對照物——它判斷一段文字「像不像 AI」,靠的是一組統計特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叫困惑度(perplexity)。

困惑度衡量的是:這段文字的用詞,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預測的」;

語言越精練、结構越嚴謹、用詞越準確,可預測性就越高、困惑度就越低,檢測器就越覺得「這不是人寫的」。

換句話說:你寫得越好,越像 AI。

這不是檢測器的 bug,是它的工作原理決定的;

大語言模型學的就是人類最精練、最規範、最流暢的表達。

所以當一個人也寫出了精練、規範、流暢的文字,檢測器一看——欸,這不就是我學過的那個味兒嗎?

於是出現了一連串羞辱智商的結果。

中國有人拿王勃的《滕王閣序》去測,AI 率高達 100%;朱自清《荷塘月色》被判 62.88%,連劉慈欣的科幻作品也中槍。

國外的情況一樣荒謬:1776 年的《獨立宣言》、美國憲法、簡·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都曾被檢測器判為高比例「AI 生成」。

而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同一篇文本在不同檢測器之間的結果天差地遠。以《傲慢與偏見》為例:一個檢測器判它 73.9% 是 AI 寫的,另一個判只有 17% 是 AI 寫的,還有一個直接判「這就是人寫的」。

一篇十九世紀的小說,三個檢測器吵成一團——連檢測結果都互相打臉。

更諷刺的是,連造 AI 的人自己都不信這東西。

OpenAI 在 2023 年 1 月推出自家的 AI 文本檢測器,卻在同年 7 月悄悄關掉——它正確識別 AI 文本的比例只有 26%,還會把約 9% 的人類文本誤判成 AI。一個對大語言模型理解最深的團隊,做出來的檢測器不僅漏掉了四分之三的真 AI,還把近十分之一的真人冤枉成機器。而這 9%,對非英語母語者、寫作工整者、神經多樣性學生,只會更高。

三、數據有多難看

2026 年 5 月,佛羅里達大學一個團隊(Patrick Traynor 等人)在 IEEE 安全與隱私會議(計算機安全領域最頂級的學術會議之一)發表論文,測試了市面上五款最流行的商用 AI 檢測器。

需要加一個重要的脈絡:五款檢測器中假陰性率最高達 99.6%,是在一個專門設計來對抗檢測器的「詞彙複雜化攻擊」場景下測出來的——攻擊者刻意用各種技巧讓 AI 生成的文章繞過檢測;

這個數字代表的是「最惡劣情況」的上限,而不是日常使用中的平均值。

但在常規、沒有攻擊的場景下,Turnitin 等主流檢測器的句子級假陽性率——也就是「人寫的句子被判為 AI」的概率——大約在 2-4% 之間,這是多項獨立評估顯示的業界共識範圍,遠高於 Turnitin 對外宣稱的「低於 1%」。

而在佛羅里達大學論文的特定設置下,某些檢測器的假陽性率最高達到了 68.6%——一百篇人寫的,冤枉將近 69 篇。

論文作者直言:這些工具既不可靠也不可信,但很多人的職業生涯就懸在這種產品上。

研究團隊還發現,只需要一個簡單的招數,就能讓檢測器徹底失靈:

讓 AI 用更複雜的詞彙重新寫一遍,檢測器立刻就認不出來了。這就像一個小偷換了一件外套,保安就完全不認識他了。

四、偏見會落在誰身上

這種「越規範越像 AI」的邏輯,最殘忍的地方在於它的偏見有具體的受害群體。

設想一個荒謬的「口音偵測器」:它判斷你是不是某地人的方式,是聽你的口音重不重。

於是說話字正腔圓、口音被磨平的人,反而被判定「不是本地人」;而帶著濃重口音、不那麼標準的人,才被認證為「道地」。

它認定的「本地人」,就應該帶口音——你一旦超出它見過的樣子,它就說你是假的。

AI 檢測器幹的就是這件事,而它的代價真實地壓在特定人身上。

史丹佛的一項研究發現:檢測器對美國本土八年級學生寫的作文幾乎能正確判讀,卻把高達 61.22% 的非母語者 TOEFL 作文誤判成 AI 生成。原因很簡單——非母語寫作者傾向使用更安全、更規範、更可預測的句式和詞彙,而這正好是檢測器眼中「AI 的特徵」。

同樣的邏輯也落在神經多樣性學生身上,且傷害更深。

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e)指的是自閉症、ADHD、閱讀障礙等認知差異的群體,而這些學生在寫作時的特徵——結構嚴密、語法精確、幾乎沒有口語痕跡——恰好與檢測器認定的「AI 特徵」高度重疊。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的教學中心明確指出:「神經多樣性作者(自閉症、ADHD、閱讀障礙等)的寫作風格,與檢測器認定的『AI 特徵』高度重疊,目前沒有統一的解決方案。」

Reddit 上有一位教授的觀察更直接:「唯一被 AI 檢測器標記的作業,全都是神經多樣性學生的作業——他們的寫作風格有點『與眾不同』。」

2026 年 3 月,英國約克大學的校報報導,神經多樣性學生被錯誤指控使用 AI 的案件,在過去一年內上升了 133.3%。

更殘忍的是:神經多樣性學生在面對指控時,比普通學生更難自證清白。

他們解釋自己寫作風格的方式——傾向於「緩慢、極度精確、幾乎沒有口語痕跡」的風格——本身就會被解讀為「在為 AI 的使用找藉口」。

換句話說,這台機器不是中立的。它系統性地冤枉那些「把語言用得最小心」的人——無論那是因為非母語、是因為認知差異、還是因為寫作本來就認真。

五、問題的轉向:我們一開始就問錯了

走到這裡,該停下來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什麼我們這麼需要分辨一段文字是不是 AI 寫的?

對於以理解與分析為目標的教育情境,這個需求看似合理。但它混淆了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AI 率問的是:這段文字的來源是什麼?

教育真正該問的是:這個學生到底懂不懂?

這兩個問題甚至沒有必然關聯;

想像兩個學生:

學生 A,自己手寫了五千字,但其實不懂研究方法、不懂統計、不懂文獻,只是把資料拼湊起來,問深一點就支支吾吾。

學生 B,用 AI 協助完成五千字,但每個論點都懂、每個引用都懂、能講出限制、能提出反例。

如果教育目標是「理解」,B 顯然比 A 更成功;

但在 AI 率的眼裡,A 是清白的,B 是嫌疑犯。

這個指標精準地測量了一個不重要的東西(字的來源),同時完全測不到那個唯一重要的東西(人懂不懂、能不能負責)。

它拿著尺去量溫度。

到了研究訓練的層次——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反駁的聲音會變得更尖銳:博士生要的不只是「懂現有知識」,而是「能生產新的」。

AI 現在已經能做到了:一個研究者完全可以和 AI 來回討論、讓 AI 在碰撞中幫他形成一個全新的概念詞彙——「流體智能」這四個字可能就是在這樣的對話中長出來的。這時候問題不再是「有沒有新知識」,而是「這個新知識是誰的」。

這就是「認知主權」;

意思是:這個人有沒有在這段協作中,保有最終的判斷力與方向感——他是不是在帶領 AI,而不是被 AI 帶領?

如果最後那個概念是他引導出來的、他能從零解釋它為什麼是對的、他能在被挑戰的時候替它辯護——那個「流體智能」就算是 AI 幫忙講出來的,也是他的。認知主權在他手上。

博士訓練真正想培養的,從來不只是「論文裡有一個新想法」,而是「這個人獲得了持續生產知識的能力」——他離開導師、離開實驗室、離開所有外部支持之後,能不能繼續做研究。

如果他靠 AI 完成博士論文,卻在沒有 AI 的情况下沒辦法自己往前走——那學位的意義就打折了。

但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在 AI 率,而在於:我們是否還需要透過『獨立完成一本論文』來證明研究能力,還是可以設計出一種更接近真實研究生態的評量方式——在那裡,協作本身就是能力的一部分。

六、「對答如流」已經不夠了

直覺上我們會說:如果學生能對答如流,那不就代表他有一定的理解嗎?

過去這個推論成立。「流暢」是理解的可靠代理——你說得出來,通常代表你想通了。

但 AI 時代,這個訊號被污染了,因為 AI 不只能幫學生產出論點,還能反過來預測口試會問什麼、幫他預演、把他訓練到對結論滾瓜爛熟。

「流暢」這件事,本身也能外包;

一個學生對答如流,可能證明他真的懂,也可能只證明他透過AI的預判把終點背熟了。

這正是 AI 最危險的地方:它不只是幫你寫,而是幫你把「碎掉的地方」接起來,讓你誤以為自己想通了。

它產出的文字「聽起來」像是已經經歷過那段思考的掙扎,於是你再也感覺不到自己哪裡是空的。

所以,如果一套評量方法一旦被公開、被標準化,它就會被 AI 預判、被攻破。這是個真實的死結:

「考你的結論是什麼」→「AI 能幫你準備。」

「考你哪裡可能錯」→「一旦變成標準題,學生會在考前問 AI『我這篇最弱的三個假設是什麼』,AI 給的軟肋分析比學生自己想的還漂亮。」

任何一個好問題,一旦被寫進評量指南,都會被 AI 預判。

七、過程仍然重要——但 AI 率不是衡量它的方法

在深入「什麼是 AI 替不了的」之前,需要先堵住一個可能的反駁:廢除 AI 率,是否意味著「過程」不再重要?

不是。

有些能力只有在過程中才能形成;

數學證明能力、程式設計能力、寫作能力、研究設計能力——這些不是「懂了」就能自動「會了」的能力。懂,是認知層面的;

會,是執行層面的。

兩者之間有斷層,而這個斷層只有透過實際操作、實際犯錯、實際修正才能跨越。

但這裡的關鍵是:AI 率錯誤,不等於過程不重要,它只代表我們正在用錯誤的方法衡量過程。

廢除 AI 率,不是放棄過程評量,而是尋找一種不會把「寫得好」當成作弊證據、不會把「標準化表達」當成機器特徵的過程評量方法。

八、唯一還測得準的東西:你對自己論證的脆弱處有沒有結構感

那還剩下什麼是 AI 替不了的?

答案很窄,但很真:一個真走過研究全程的人,通常對自己論證裡的「脆弱樑」有結構性的自覺——他知道哪根樑是「勉強塞進去的」,因為那根樑是他親手塞的,他記得塞的時候哪個銜接處用力過猛、哪個數據他其實沒親自查過。

注意:這不是「自我懷疑」。

一個成熟的科學家對自己的論證有結構感,但他未必「心虛」;

反過來,一個焦慮的初學者可能對什麼都「心虛」,但那只是情緒,不是理解。

所以測的不是情緒,是結構感——你記得自己的論證在哪裡最細、最容易斷。

這個記憶,AI 給不了學生,因為勉強的地方不是 AI 塞的,是學生自己在某個趕 deadline 的深夜將就過去的。所以真正測得準的問題,不是「你哪裡可能錯」(AI 能幫你想),而是更貼身的:

你寫到哪一段的時候,自己論證最薄弱?

哪個地方你其實是繞過去、而不是解決掉的?

哪個資料你是直接信了、沒去查的?

一個自己走過全程的人,立刻知道答案,因為那是身體記憶。

一個把判斷也一起外包給 AI 的人,會卡住——不是因為他沒親手打字,而是因為他從來沒在任何一個關鍵點停下來決定過「這裡我信、那裡我存疑」。

他沒有地圖,因為他根本沒畫過。

換句話說:別把「理解」測成「能不能流利複述」,那個 AI 已經攻破了;

要測成「能不能指認自己的軟肋」。

前者考記性,後者考結構感,而「知道自己哪裡將就了」這件事,是目前為止 AI 唯一還偷不走、也不會替學生承擔的東西。

真正的結構感,不是「我每個字都自己寫了」,而是「我清楚知道我在哪裡選擇了相信、哪裡選擇了驗證、哪裡選擇了將就」。

蘇格拉底式詰問之所以兩千年有效,從來不是逼你說出你知道什麼,而是逼你撞到「你以為你知道、其實不知道」的那道牆。AI 能幫學生背好牆內的一切,但它不能替學生去撞那道牆——因為撞牆會痛,而痛,是不能外包的。

我們知道對的方法是什麼:真人讀懂你的論文,當場問你一個他剛剛才想到、你無從準備的問題,然後看你的眼睛。這在技術上完全可以做到,資源充足的情況下,每個學生都能獲得這種評量。

問題從來不是「能不能做到」,而是「誰願意為此付出代價」;

學校——無論是因為預算限制還是管理慣性——選擇了把這個代價外包給一台機器,把診斷的責任從老師身上轉移到演算法上,然後把失敗的成本留給學生。

所以這不是一個「知識上的未解之題」,而是一個「制度上的優先級問題」:我們願不願意把「真正懂」看得比「便宜、快、標準化」更重要。知道對的方法是什麼,但選擇了一條偷懶的路——這才是張力真正的位置。

九、為什麼「提交 AI 對話日誌」這個解法也會失敗

有一個看起來很漂亮的解法,值得單獨拆開,因為它代表了一整類「想繞過麻煩」的思路:

如果學生用了 AI,就要求他連同論文一起提交完整的 AI 協作對話日誌。

評量重點不是最終論文,而是看:誰在主導?

學生有沒有在某個時刻拒絕 AI 的建議、說「不對,這裡怪怪的」?

從初稿到定稿,哪些關鍵判斷是學生自己做的?

這個想法的吸引力在於:它比口試便宜(不用即時互動),比 AI 檢測準確(看的是過程而非結果),而且把 AI 從「敵人」變成了「證據」。

但它埋著三層問題,一層比一層深:

第一、偽造過程比偽造成品更容易。

學生根本不需要篡改記錄,只要真的去跟 AI 演一場「主導者」的戲:故意說「這裡怪怪的」、故意拒絕幾個建議、故意留下「掙扎」的痕跡——然後這一切被忠實地、不可篡改地記錄下來。

不可篡改只保證「這場戲真的演過」,不保證「這場戲是真的」。

而「表演主導」恰恰是 AI 最能幫學生準備的:「幫我設計一段看起來像我在主導你的對話。」AI 會欣然配合。

第二、它會殺死它最珍視的東西。

這個方法想看「手抖發生在哪裡」。但一旦「展示手抖」變成評量項目,手抖就不再是手抖了。真正的手抖,本質是不自覺、不為人看的。

一旦學生知道「我的卡頓會被評分」,他就會開始表演卡頓、刻意製造「我這裡掙扎了一下」的痕跡。

被觀看的痛,就不是痛了,是痛的展演。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它想把一個不可檢查的東西做成可檢查的。

它之所以有吸引力,正因為它標準化、可規模化、不靠真人即興判斷。

但 AI 攻破的就是「標準化」本身;

日誌法是標準化的(交日誌、查主導性、看手抖痕跡),所以它一定會被標準化地破解。

由此可以收斂出一條更普遍的原則:任何想用「可檢查的痕跡」去證明「不可外包的痛」的方法,都會失敗——因為一旦痛變成可檢查的,它就被外包了。

你不能把「承擔」做成一個評量欄位;

承擔之所以是承擔,正因為它無法被第三方驗證,只能被本人扛著。

這就是為什麼 AI 率錯、日誌法也錯:它們全都想把「一個人有沒有真的扛住」這件事,變成一個別人能查的東西。而它一旦能被查,就不再是扛了。

十、那個貴、但對的答案——以及我們還沒放棄找的第三條路

唯一沒有這個毛病的,還是那個最貴、最古老的東西:

一個真人,讀懂了你的論文,當場問你一個他剛剛才想到、你無從準備的問題,然後看你的眼睛。

蘇格拉底式的一對一即興詰問,是目前唯一逃得掉 AI 預判的評量方式。

為什麼?

因為它依賴即興與針對性——下一個問題取決於你上一個答案,而你的答案,AI 事先給不了;

它不可規模化、不可錄製、不可事先準備,而這些「缺點」,正是它兩千年不被攻破的原因。

但它太貴了。貴到大多數學校負擔不起。

學校便宜行事地使用AI檢測率與代價高昂的蘇格拉底式詰問評量之間,我們不能假裝這個張力不存在——知道什麼是對的、但大部分學校目前幾乎做不到,這不是答案,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也別把這個張力讀成絕望。

它至少說明一件事:「AI 率」並不是通往答案的必經之路,它只是學校把昂貴問題外包給便宜機器時的偷懶選項。

既然偷懶的方向是錯的,那我們至少知道努力的方向不在「讓 AI 檢測更準」,而在「讓人能負擔得起真實的評量」——無論是更多助教、更多工作坊、更多過程性的寫作陪伴、更早介入的論文諮詢,還是某種介於口試與日誌之間、我們還沒發明出來的第三條路。

允許我反問一句更根本的:即使有一天,有人真的做出了一台假陽性 0%、假陰性 0%、完美可靠的 AI Detector,那又怎樣?

它能告訴我們「這段文字不是 AI 寫的」,但它仍然無法回答「這個人懂不懂」、「這個人能不能為自己的論證負責」。

完美的檢測器,測的仍然是一個無意義的東西;

問題從來不在檢測準不準——問題在我們問錯了問題。

於是真相浮現:AI 率之所以盛行,不是因為它對,而是因為真正對的方法太貴,而學校選擇把代價轉嫁給被誤判的學生。

AI檢測器是偷懶的代價——而這個代價,由 Madeleine 失去的那個求職季承擔了,由 Newby 一家為洗清名聲付出的超過十萬美元法律費用承擔了,由張理在答辯前夜焦頭爛額地申訴承擔了,由董晨宇副教授對自己三年田野調查的自證承擔了,由那些被要求交出搜尋紀錄、開著錄影軟體寫作業自證清白的學生承擔了。

十一、回到原點:作者是負責的人,不是寫字的人

把所有線索收攏,會發現整場討論其實搬移了問題的位置。

我們不該再問「AI 參與了多少」,而該問「透過 AI 的使用與協作,最終我獲得了什麼、我認不認這個成品」。

這裡的關鍵概念是「定稿」。

AI 率問的是「這些字是誰打的」;

但「定稿」這個動作問的是完全不同的問題:

這個版本,我認不認?

我願不願意把名字壓上去、讓它出去傳播、為它負責?

那個「我認了」的瞬間,才是作者真正存在的地方。

AI 可以產出無限個草稿,但 AI 不會「定稿」——因為定稿不是一個文字動作,是一個承擔的動作。

AI沒有必要去承擔定稿的行為:它不在乎這篇出去之後被誰反駁、會不會丟臉、十年後回看臉不臉紅,但,一個真正的作者在乎。

所以一個能對自己作品負責的人,憑的不是「能流利複述論點」,而是「記得哪一段自己最不確定、後來怎麼處理的、為什麼最後決定就這樣放出去」。

那個記憶,就是「我認了」的底氣。

學生的理解測驗,真正該測的也是這個:不是「你懂不懂這篇講什麼」,是「你記不記得這篇是怎麼長出來的、它的軟肋在哪、你為哪個將就的決定負過責」。

這把「作者責任」和「學習成果」也接了起來。

一個真懂的學生,和一個被 AI 接好全程、流利但虛的學生,差別從來不是 AI 率,也不是流不流暢,而是——他記不記得自己在哪裡手抖過。


結語:測不到的,才是最重要的

AI 率測量的是文字的來源。

但作者性、理解、學習、承擔——這些東西的本質,都不在文字的來源裡;

它們在一個人是否親自走過「從不知道到知道」那段會痛的路、是否願意在按下發送前說一句「我認了,後果我擔」。

這些,AI 率測不到。永遠測不到。

而這恰恰是它注定沒有意義的原因,也是為什麼那些被它誤判、被它逼著把好文章改差、被它推上聽證會的人,承受的是一場本不該存在的審判。

在 AI 時代,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台更準的檢測器——那台檢測器在原理上不可能存在。我們需要的是換一個問題:不問「這是不是 AI 寫的」,而問「你能不能對你交出來的東西負責、講得清楚、指得出它的軟肋」。

真正該被認證的,從來不是文字的來源,而是人的理解與承擔。

千萬別信那些 AI 檢測器,更不要用它們去評判別人的作品,因為它衡量的那個東西,根本不是你以為的那個東西。

參考來源:
(1) 檢測器效能研究

(2) 大學停用檢測器

(3) 規模性誤判與學生案件

(4) 中國案例

(5) 經典文本被誤判

(6) 神經多樣性 V.S. AI檢測器

延伸閱讀:

  • 20260601 AI學習圈_被困在AI里的学生找律师自证清白,AI检测器堪称时代智商税: https://d.dedao.cn/GIcGilweqXxlc7kj
  • 光明日報_用AI查AI率,真的靠譜嗎:http://edu.people.com.cn/BIG5/n1/2026/0527/c1006-40728132.html
  • 光明日報_用AI降AI率,降出了什么:http://edu.people.com.cn/n1/2026/0528/c1006-40728950.html
  • 光明日報_亟待定标准!勿让“测AI率”沦为“开盲盒”:http://edu.people.com.cn/n1/2026/0529/c1006-40729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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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作者與多個大型語言模型協作完成,所有觀點經作者審閱、整合與定稿,最終內容由作者負全部責任。

本文的英文版本同時發表在Medium:
https://medium.com/@caffein.chen/the-end-of-the-ai-score-the-author-is-not-the-one-who-produces-the-words-but-the-one-who-a00d49d2c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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