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我提到自己實際參與打造一個國家級運動數據平台的經驗——那讓我看見,運動科技表面上在追求更好的成績,深層其實是在探索如何讓科技增強人類能力,AI 扮演的是協作者的角色,幫助教練在更完整的資訊下做判斷。
這套思考之所以值得延伸,是因為運動科學與醫療高度相似,都面對大量資訊、高度不確定與有限時間下的重大決策,差別在於代價——醫療決策的錯誤成本更高。
我曾實際參與一間醫學中心的藥品管理專案,這一章,我想把同一套思考方法帶進醫療照護這個更高風險的場域;讓接下來的討論,不只是理論推演,而是從真實現場的觀察出發。
這幾年,AI 產品常被形容成「很聰明」——能快速讀懂大量資料、辨識影像、整理病歷,某些任務的表現甚至已經超越人類。這種能力放進一般產品裡,通常能直接轉化成效率與便利。但當 AI 走進醫療現場,我反而會先問一個問題:這套系統值得被信任嗎?
我認為「醫療 AI 是否可信任」這件事,真正該問的問題,是使用者能不能在錯誤真正造成傷害之前,察覺異狀並介入——這比模型的準確率有多高更關鍵。
這個問法背後有一個前提:醫療錯誤通常是流程、資訊、環境與制度層層疊加的結果,很少單純是某一個人一時疏忽造成的——藥師漏看一個藥物交互作用,背後可能是排班太滿、系統介面設計不良,或當下同時處理太多病人。如果只用準確率衡量 AI「聰不聰明」,反而會忽略這整套系統性的風險。
這也代表 AI 進到醫療現場,不必然只會降低錯誤,它同樣可能因為過度自動化製造出新的錯誤——比如系統把某個步驟做得太順、太自動,反而讓人失去原本應有的警覺,或是在判斷出錯時,沒有留下足夠明顯的空隙讓人介入。
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Trust 不等於 automation bias。醫護人員「願意使用」一套 AI 系統,不代表這套系統值得信任;相反地,一套系統如果讓人不假思索地照單全收,反而是危險訊號。真正值得信任的系統,應該讓人保有懷疑與介入的空間,持續維持思考的能力。
那具體要怎麼做?這牽涉到幾件事:AI 呈現判斷時要不要標示不確定性,資訊來源能不能被追溯,誰要為最終決策負責任,系統要不要留一段時間讓人覆核,以及萬一判斷出錯,要怎麼安全地回復。這些設計問題,會是接下來幾篇文章要一一拆解的重點。
先看一個數字:WHO 估計,全球每年因用藥錯誤造成的醫療支出損失高達 420 億美元,平均每一間醫院每 23 小時,就會發生一起用藥錯誤——而藥物相關傷害,占了整個醫療體系中所有可預防傷害的一半左右。
這也是為什麼世界衛生組織(WHO)把藥物相關傷害列為醫療體系中「可預防傷害」的重點,並鎖定高風險情境、多重用藥、照護轉銜三大優先行動場域。
但這個框架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WHO 開出來的藥方,比這幾個數字本身更值得留意——政策目標從頭到尾鎖定的是改善處方、調劑、給藥、監測與病人使用的整個系統,「導入 AI」從來不是重點,頂多是眾多可能手段中的一種。
換句話說,AI 只是眾多可能的介入工具之一,它能不能真正發揮價值,取決於它是否被放進對的位置,去支撐一個本來就存在、也本來就脆弱的系統。這也是我在思考醫療 AI 產品設計時,一直提醒自己的起點:先看系統的風險在哪裡,再問 AI 能做什麼。
要理解這個風險有多真實,最好的方式是看看世界各地醫護人員每天實際面對的狀況。

第一個問題是中斷與注意力碎片化。2025 年一篇涵蓋九個國家的 scoping review 納入 22 篇研究,其中 16 篇、也就是 73%,發現護理工作中的中斷與給藥錯誤呈現統計上的正相關。護理師在中國、沙烏地阿拉伯與南韓的醫院環境中,每小時可能被中斷約 6 到 14 次;中國與澳洲的觀察研究則發現,約 94.5% 到 99% 的給藥 rounds 曾受到中斷——換句話說,「不被打斷地完成一次給藥」,在很多現場其實是例外,不是常態。這些中斷可能來自其他醫護人員的臨時詢問、病人與家屬的需求、電話簡訊與警報通知,也可能來自藥品缺貨、資料缺漏或系統無法同步。
第二個問題是警示疲勞。現行的臨床決策支援系統常見的困境,通常在於提醒太多、太早、太不具體。當大量重複警示出現、嚴重度標示不清楚,醫護人員又剛好在處理另一個更急迫的病人時,長期下來很容易養成「override habit」——為了快速完成流程,直接關閉提醒。
第三個問題是資料與系統的不連續。許多醫院的 EHR、藥局系統、護理紀錄與檢驗系統並沒有完全整合,藥品名稱、縮寫與單位也未必一致;病人轉院、轉科或出院時,藥物清單經常無法完整同步。這代表一套 AI 即使在單一資料庫裡表現得很準確,也不必然能在真實的臨床流程中安全運作。
第四個問題是人力不足與高認知負荷。護理人員需要同時處理病人照護、給藥、紀錄、交班、家屬溝通與跨專業協作,疲勞、夜班、加班與任務切換都會直接影響注意力——這也代表,任何一套宣稱能「降低負擔」的系統,都值得被反覆檢視:它降低的究竟是真實工作量,還是只是把負擔換了一種形式。
第五個問題是地區與資源的不平等。高收入國家的困境,可能是 EHR 太複雜、警示太多、資料太過量;但資源較少的地區,面對的往往是醫療人力不足、連線與設備不穩定、藥品資料庫不完整,甚至系統由外部供應商設計,與當地實際工作方式並不匹配。同一套 AI 產品,放進不同的現場,可能解決的是完全不同層級的問題,也可能製造出完全不同的新風險。
這五個問題放在一起看,會發現它們指向同一件事:AI 會不會被放進一個本來就充滿中斷、警示過量、資料斷點與人力吃緊的現場,跟模型本身準不準確同樣關鍵。
醫療現場本身就是一個高度重視風險管理的環境。以藥品調劑與給藥流程為例,藥師交出藥物前,會透過層層檢核,從處方、藥品、劑量到病人資訊逐一比對,盡可能降低人為疏失的機會。
換句話說,醫療體系早就建立了一套成熟的 Human-in-the-loop 機制。也正因如此,當 AI 開始進入這套流程,問題才變得真正有意思——AI 真正要面對的,是想清楚自己能為這套已經存在的把關機制,多補上什麼。
如果把市場上與藥物、醫護管理相關的 AI 產品攤開來看,會發現它們分別站在系統的不同節點上,彼此處理的其實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這幾條路線背後,其實對應著完全不同的問題假設:有的假設「風險藏在資料裡,人力搜尋不過來」,有的假設「風險藏在行政負擔裡,擠壓了照護時間」,有的則假設「風險藏在紀錄與資訊斷點裡」。
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討論「醫療 AI」不能只問「這個產品聰不聰明」,而要先問:它假設的風險在哪裡?它想站在系統的哪一個節點上?
所以,討論 AI 如何進入醫療時,我認為最值得問的問題,比起「哪個環節可以被 AI 自動化」,更接近下面這一句:
在一個已經有多重人工檢核的高風險流程裡,AI 究竟該站在哪個位置,才能真正補上一層人原本做不到的安全保障?
這個問題,也把我的注意力拉回藥品管理本身。藥師每天面對大量處方、頻繁的藥品異動,以及需要即時確認的資訊——即使流程已經相當嚴謹,仍有大量工作需要人花時間搜尋、比對、判斷。
下一篇,我會從藥品管理的實際流程拆解起,看看在這套高度仰賴人工檢核的系統裡,還有哪些地方能透過 AI 降低錯誤與認知負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