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齡化的台灣,長照與安寧議題不再只是醫療問題,而是「決策」問題。當AI開始進入病房與照護中心,它不只紀錄生理數據,更可能介入我們最終的選擇——這正是**AI代理決定(AI Agency in Care)**的新倫理前線。
根據張兆恬(2024)的分析,《病人自主權利法》將「預立醫療決定」視為自主的最高形式,但現實中只有極少數民眾真正完成。原因在於人的意願是流動的(fluid autonomy)——它會隨情境、關係與情緒改變。
👉 AI 若要協助決策,不能只讀取表單,必須學會「讀懂人」:語音、情緒、語境,甚至關係變化。
黃詩淳(2020)指出,台灣的意定監護制度雖允許當事人預先指定監護人,但在彈性與信任上仍不足。
若AI成為輔助監護的決策工具——例如評估長者行為是否具危險、是否應介入照護——那麼問題就變成:AI算不算「準監護人」?
在德國與日本的法制中,監護權與照護科技的分界日益模糊。台灣未來也需要界定:AI提供的建議,是「參考」還是「決策」?
AI已能協助分析生命跡象、推測病程變化,甚至在安寧病房中擔任語音陪伴者。然而,正如周宇翔與王舒芸(2022)所說,科技在照護現場既協作又控制。
當AI建議「停止治療」或「減少用藥」時,它是在幫助醫師,還是代替家屬下決定?
這提醒我們,AI的角色不應取代人類情感的溝通,而應強化「關係中的理解」,形成共決式照護(Shared Decision with AI)。
隨著醫療與長照整合,《AI與數據重塑醫療內核》(謝邦昌,2024)指出,智慧照護的關鍵不在設備,而在資料。
AI若要協助安寧與監護決策,必須整合多源資料(EHR、生理監測、語音情緒),但同時也要保護隱私。這就是「AI代理倫理(AI Proxy Ethics)」:
當AI代表我們行動時,它該遵守誰的價值?數據擁有者?開發者?還是病人本人?
若以Odoo為平台,可設計一個整合醫療與照護的AI代理模組:
這不僅是科技設計,更是一場倫理工程(Ethical Engineering):讓AI學會「尊重」。
AI的強大在於預測,但人的價值在於選擇。
當我們談智慧醫療與長照AI時,不只是談節省成本、提升效率,而是要問:
當AI代替我們說話,它說的,是我們的心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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